[转贴] 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

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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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
1911年，端方再度被启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此时正值中央大力推行铁路国有化，要整顿铁路建设的混乱局面。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趁机要求政府承担其公司高管挪用公款在上海炒股造成的数百万巨额亏损，遭到政府严拒，该公司随即以爱国口号为包装，指责铁路国有化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的“卖国”行为，革命党乘势鼓动，四川局势迅速转厄。
在这危难之际，端方受命带湖北新军入川，造成湖北空虚，武昌随即暴动。消息传到驻扎于四川资州的端方军营，军心动摇。该部本是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的旧部，且端方待下宽厚，在官兵中很有人缘。但此时“革命意志”战胜了个人情感，哗变士兵用砍刀残忍地处决了端方及其五弟、曾在日本学习铁路建设的端锦。改革者的脑袋被装在盒子里，浸满煤油以防腐，呈送给了武昌的革命者作为“投名状”。
根据不被民国官史认可的资料，当时端方已决定带兵返回武汉，但因他从成都银行商借的4万两军饷未到，士兵们拒绝开拔，并怀疑端方欺骗他们。在端方兄弟被处决后的第二天，成都来的饷银就到了资州。上海《字林西报》、美国《纽约时报》等英文媒体纷纷报道端方之死，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一年后，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就因其突出的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 （《清代野记》）。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被强行“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端方，曾经深刻地认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 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在共和的新装下，“一人一家”或许已无能将政权视为私产，但纵观民国史，“一种人”的小团体却在自我神化之后堂皇地提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党同伐异，成王败寇，赢者通吃。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秀才娘子的大床与小尼姑的光头，成为阿Q们的革命动力。身处如此“不端”与“不方”的时代，又“端”又“方”的端方，除了悲剧之外，还可能有别的结局吗？


1909年元旦，大清矿务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京汉铁路监督郑清濂，正式从比利时人手里收回了京汉铁路管理权。就在三天前，大清国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在巴黎将高达两亿多法郎的赎款移交给了比利时方面，成为这个西欧小国有史以来收到的最丰厚的圣诞大礼。
西方报纸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意义，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报道。两个月前（1908年10月8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仅对中国为筹集赎款而从英法贷款500万英镑获批一事发了寥寥数字的简短新闻。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幽灵、一个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正在大清徘徊，并最终敲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丧钟。
京汉铁路的收回，是继1905年从美国手中重金赎回粤汉铁路（即京广铁路武汉-广州段）的建设权后，大清国又一次震动国际金融界和实业界的重金出击。而与尚在建设中的粤汉铁路不同，京汉铁路已经运行多年，并从1907年开始赢利。如今，将坐收20%红利的比利时人清理出局，似乎该被歌颂为一场胜利。
重金砸出去，掌声似乎并不热烈，质疑的声音却十分响亮。激进的民意普遍认为，借外债赎回铁路，利权依然损失，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作为主事者之一的梁士诒，日后也承认这一借新债换旧债的举措在经济上绝不合算，如果用新债再修一条新铁路必将更为利国利民。
但在1909年前后，“利权”二字已经成为大清国上下代表着政治正确的关键词，经济账显然要让位于政治账。高喊爱国的大清愤青们两袖清风，“俯从”民意、高喊利权的大清财政也是囊中如洗，要实现收回利权的爱国义举，除了举借外债这一“卖国”行为，似乎别无他法。在收回路矿利权的初始阶段，曾经出现过“枢臣倡之，疆吏和之，国民大声疾呼以赞成之”的和谐局面，如今，试图利用“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清政府尴尬地发现：自己点燃的火焰，正蔓延到自己的脚下。

赵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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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从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力度最强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奕劻各种手段的保驾护航，小袁或许早就成为改革的烈士了。后人多将奕劻与袁世凯的交往看成是利益输送，而忽视了在大清国的特殊国情下，无论忠臣还是奸臣，其实都是孤掌难鸣的。 “君子”果真“不党”，没有统一战线，则无论好事坏事都将一事无成。
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之前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御史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春霖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他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论晚清预备立宪期间御史谏议的作用》），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反腐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对其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 “不可乱聪明”（《试论宣统二年江春霖参劾奕劻案》）。此话很值得玩味：高唱着慷慨主旋律的悲情歌手，其潸然泪下未必真是为了天下之忧！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他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可封六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五位福晋的限额。
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非当不可的。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1917年，奕劻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仿佛多出几个清官，就可以继续“一统江山万年清”。这无疑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并没有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